劳资双方先后经过6次协商，共召开了10次工资恳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500余份，3次调整了基准工价。最后，温岭市新河镇工会与行业协会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确定了本行业普遍认可的最低工资标准。
工人工资怎样“谈”出来
入新河镇，现为新河镇一主干线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沿公路两旁密布着三至四层的小楼，其间掩藏着113家羊毛衫厂，每年出产价值近10亿元的羊毛衫。
这是温岭市最早施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行业，也正因为如此，该协会工会主席陈福清格外受到外界的关注。
“今天下午恐怕不行，要去台州参加一个讲座……明天上午也有安排，明天下午温岭市总工会要开会，”如今的陈福清非常忙碌，汇报工作、基层调查、主持协商，还要接受新闻媒体一波接一波的采访。
虽然如此，陈福清对我们的采访要求也是尽量配合。“过程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漂亮’。”在没有见面前，陈福清在电话中告诉《浙商》，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被逼出来的”，而他自己，全程经历了这中间的诸多波折。
“最近，已经在和同事挨家挨户地到各个羊毛衫企业了解情况，收集资料，为今年的行业工资协商会作准备。”2008年2月27日，参加完温岭市总工会的讨论会后，陈福清向《浙商》透露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的行业背景和艰难创建过程。
被逼出来的“谈判”
“最早大概是四、五家企业吧，都在公路边上。”采访开始，陈福清向《浙商》描述长屿羊毛衫行业的起源和发展。“发展很迅速，1998年那会儿，就已经有将近100家了，分布在三公里长的公路两侧，每年的产值也不下10亿元，行业工人有万人之多。”
然而，劳动密集型的羊毛衫行业在进入2000年后，遇到了发展瓶颈。
羊毛衫的生产有其特殊之处：一般每年4月开工，生产到12月，等销售旺季过后，中间1—4月停产。而工人停工要求加工资，往往在9月份等生产最忙的时候。最严重的2002年，发生了11起工资信访，涉及120多名工人。
每年1至3月的淡季，工人们聚到一起寻找新东家。而此时，由于羊毛衫市场行情和流行花色尚未确定，企业也难以确定工价，老板往往对工人们说：“先来干着吧，不会亏待你的。”
一直干到7月底，在老板与工人间的反复角力中，一个相对统一的工价标准才大致稳定下来，但前期的空口无凭已埋下了劳资纠纷的隐患。
这种状态对劳资双方都隐藏着“危险”。一些老板每月只发生活费，工资到年底才结算，届时工人们不一定能拿到原来许诺的钱。尤其是经营不善的企业，拖欠或克扣工资情况更为常见。工人们最后不得不以“集体停工”的极端形式抗争。
而对于老板们来说，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在生产最紧张的时节，一旦别的老板高价相诱，工人们往往会集体跳槽，让老板们捧着签到的订单却无法交货。
“一些企业都是延期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的工资发放的，到了年底，效益好的话就没问题，企业效益差了呢，就扣发工人工资，产生劳资纠纷。”陈福清说，在113名老板和一万多名工人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一直是困扰新河镇各方的头疼事。
2003年，113位老板联合成立了温岭市羊毛衫协会，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试图在工价上达成默契，避免企业间为互相挖角而哄抬工价。
面对老板们的统一战线，各自为阵的工人们地位显然不太有利——谁能代表他们与老板们平等抗衡呢？
劳资纠纷也让政府感到棘手，因为它危及到社会安定。各集体方探讨出的办法是：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2003年，借鉴“民主恳谈会”的传统，由政府部门、工会出面，召集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工价。有着27年工会工作经历的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被委以重任，担负行业工价调查工作。
2003年初，陈福清开始“摸底”。对那段时期的工作，陈福清总结了三个“难”。“一是脸难看，二是人难见，三是话难说。”
“听说是工会来调查工资的，不让我进门，说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见到老板了，我问，你们的工价怎样？人家老板不爱搭理我。”平时里碰面都有说有笑的企业老板，在面对工价的问询时，都对陈福清保持了缄默。
这样的尴尬持续了近半个月，陈福清将工作情况向新河镇镇政府汇报。
“政府的支持很及时，”在镇政府的组织下，长屿羊毛衫行业的主要企业负责人被召集到镇政府开会。“一位副镇长要求企业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有了新河镇政府的支持，陈福清的工作得以开展。
“调查的情况让我感到很吃惊，”调查中，陈福清发现，一些企业老板都抱有这样的心态：效益好一点的话，工价按照约定的付给工人，而万一效益不好的话，就降低工价，甚至不付工资。“这样弄的话工人罢工也就好理解了。”
但在调查中，陈福清也同时发现，企业老板也有改善劳资关系的意愿。
“一位老板跟我说，不要让我停产，把产品质量做得好一点，我就满意了。”让陈福清感到兴奋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大部分企业都接受了他的提议，参与到由工会组织的工资集体协商中来。
“三上三下”的工价协商
2003年年中，基准工价的核定工作展开。
“羊毛衫行业中5大工种59道工序，每个企业的工价都不一样，比如说加工一个片，有的8.5元，有的9.5元，工价视企业效益而定，很不稳定。”陈福清告诉《浙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首先是要确定行业基准工价。“有了“工价表”之后，同一行业老板们就要以行业标准按时按额支付工资，工人也没理由随意地罢工或跳槽了。”
“我们列了一个表，各个工种、工序一一排开，下车间，找工人，你希望是多少工价，9元？9.5元？”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陈福清收集了一千多个工人的意见，并形成了一个意向价格。“然后，把企业老板们召集起来，跟工人代表面对面交流。
2003年6月13日，李云芸被通知参加“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坐在对面的，是她的老板——温岭市第十二羊毛衫厂厂长王新法和其他6家企业的老板。温岭市劳动部门和市总工会的领导也到场，“政府在幕后，并不直接参与谈判，主要起指导作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人士说。
13名工人代表是从几家大企业的员工中挑选出来的。陈福清说，他们要有一定的工龄，对工序工价很熟悉，最好是外地人，还要能说会道。一些本地工人也被选中，“因为他们不怕老板”。
李云芸拿到一张工价表，这是羊毛衫行业协会内部讨论后开出的5个工种59道工序的价码。工人代表可以当场就工价与企业代表进行协商。
工人代表发言：“横机工是羊毛衫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我觉得，这个工种的合理工价应该高到每件10元5毛。”
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回答：“根据行业情况，这一工种的工价每件9.35元就是合理的。”
行业工会代表说：“根据工会的调查，这个工价是低了，希望企业考量工人的要求，给予合理提价。”
第一轮谈判之后，各方回去紧急磋商，到第二轮公开谈判时，工人代表将这一工价标准降为每件10.2元，经理代表则升至每件9.8元，双方要求更加接近。
第三轮公开谈判时，在行业工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0元的工价标准。
“经过三上三下，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虽然有一些工人觉得低了，有一些老板觉得高了，但我们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大多数人认为合理就行了。”陈福清说，“有老板提出将这一价格作为平均工资，我们不同意，因为如果能上下浮动，那就没底了。”
“工价太高，我们没有赢利空间了。”也有老板态度强硬。
“万一年底我们企业亏损了，我哪里付得出来啊！”另一位老板也附和。
“好的，你觉得太高你可以不执行，但是明天工价一公布之后，你们企业的工人也要走光了。”陈福清也刻意强硬了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谈判，因为双方的立场差距并不大。
就这样，劳资双方先后经过6次协商，共召开了10次工资恳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500余份，3次调整了基准工价。最后，由镇工会与行业协会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确定了本行业普遍认可的最低工资标准，即职工8小时正常劳动时间内工资不少于27元，月工资(包括加班工资)不低于800元，同时明确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可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
2003年8月8日，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协会工会主席陈福清与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会长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工价)集体协商协议书》上签字，陈代表1万多名工人，王代表113家企业。
“羊毛衫行业协会原来没有工会的，为了平等地签订协议，2003年8月，成立了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协会工会，”工会成立后，陈福清被上级部门委派担任主席一职。
“按理说工会主席是应当公开选举产生的，但当时情况复杂，上级部门就委派我担任，匆忙间建立了工会。”虽然现在的陈福清在第二次担任主席一职时，已经全票当选，但他仍然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缘由。
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会还有一个9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除了陈福清担任主席之外，另外有8名工人担任委员。
经“工资谈判”签订的行业工价标准协议书，经过企业职代会审议通过后，要报市劳动人事局备案，作为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附件。这意味着协议书与劳动合同的效力是同等的。相关企业的工人工资不能低于协商标准。工资协商机制一般每隔半年启动一次，根据行业的发展变化修订工价。
让行业工会代表工人，行业协会代表企业，双方根据一定标准进行协商，最后签订协议书，以合同的形式把议定的工资固定下来，这种做法使得新河镇的用工秩序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